灵魂摆渡人

十多年来背上百位老兵骨灰回大陆:“不能把长者当作一件行李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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灵魂摆渡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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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何人在一生中,都不愿多次惠顾丧葬用品店,但刘德文是个例外。

1949年4月,15岁的李荣华随国民党军撤退到台湾。

一个月后,台湾警备总部宣布台湾进入“戒严”,

随后台湾涌进了为数约100多万的大陆军民,其中有原本效忠于国民党的军队,有被拉壮丁、被迫参军的老百姓,也有出于对形势恐慌而逃亡的年轻人。

到台湾之后,国民党政府声称“一年准备,两年反攻,三年扫荡,五年成功”,然而时间一年年过去了,1987年最后宣布解除戒严令时,戒严已达38年,而人们日日期盼返乡团圆的梦却未实现,李荣华已是鬓髮花白、垂垂老矣。

40年来,李荣华在台湾孑然一身,不曾结婚,亦无子女。父母在大陆早早过世,临死前念念不忘自己的儿子,叮嘱李荣华的二弟和四个妹妹,一定要找到他们的大哥。

李荣华跟大妹最亲,相处得也最久,1949年离开大陆时,大妹12岁。

每年的春节、中秋、端午,李荣华的父母都会趴在门边哭。吃饭的时候,桌上始终留一副给李荣华的空碗筷,子女为照顾她的情绪,餐前都叮嘱自己的孩子,不要问奶奶为什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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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为战争与政治敌对关系,来台外省人不得与家乡亲人有任何联系。少数试图寻找管道与家乡通信,而有能力者则转往第三国、绕道回大陆探亲,他们都必须冒“通匪”、“叛国”的罪名,轻则管训入狱,重则被处监禁。

在这样的背景下,一些老兵组成“外省人返乡探亲促进会”,展开为期近一年的老兵返乡探亲运动,透过散发传单及举办演讲,向社会大众宣传其理念。

老兵们身穿写有“想家”二字的白上衣,穿梭于街头、火车站、市场、眷村、荣民之家,不停地散发传单“我们已沉默了四十年”、“抓我来当兵,送我回家去”,要求当局尽快明确开放探亲的日期,即便是遭到有关单位或警察拦阻,或是社会上的舆论压力,更甚者或有群起殴打促进会成员的,也不能影响这群力图寻求回家之路的老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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终于,在蒋经国的直接命令下, 10月15日台湾当局正式宣布,一般民众自当年12月起,可赴大陆探亲。

李荣华一直想办法和家人通信。1988年,家信终于寄到了江苏南京,得知离别了40年的哥哥还活着,家属兴奋不已,赶忙回信告知家庭住址,还在信封里塞进一张全家福,希望李荣华知道,家里一切安好。

然而此信一去,对岸却很快传来了李荣华脑溢血去世的讯息,此时台湾刚刚开放老兵赴大陆探亲才4个月。

李荣华有没有收到家信,有没有看到那张全家福,也成了未解之谜。大陆的亲人们愿意相信,李荣华是看到家信,一激动才犯病的。

李荣华去世后,两地刚刚建立的联系突然中断。之后的40年,家人连他的下葬地点也无从知晓。

刘德文曾经是银行业的金领,住在高雄市左营区祥和里。这里的左营军港是“国军”海军最大的军事基地,1949年后在附近形成了庞大的军眷区。

因为年轻时经常被老人们求助,刘德文干脆扔掉了金饭碗,竞选并担任了里长,以更好地服务里民。

刘德文印象很深,每逢清明节和春节,都有当地老兵拿着松香、纸钱、水果,朝着家乡祭拜。他问长辈拜什么,长辈说,我做儿子的,离开父母亲几十年,朝这个方向祭拜自己的父母亲。刘德文非常难受,这么多年了,老兵还想着落叶归根。

2003年4月,一位提着两瓶高粱酒老兵找到刘德文,想要和他聊聊。老兵把高粱酒打开,“里长你陪我喝一下”。

刘德文感觉对方有话难以启齿,需要借酒壮胆。几杯下肚,老兵才开口:“我死以后,可不可以把我背回家乡,葬在父母的坟前?”

四个多月后,老兵去世。刘德文自此开启了第一次大陆行,从高雄坐飞机到香港,转长沙,坐大巴到常德,把骨灰交给了跟老兵有过书信来往的妹妹。

刘德文管辖的里有1800多名老兵,他们大多身上没有积蓄,怕给刘德文造成负担,从不敢当他的面提出返乡的要求,看到里长做了这样的事,渐渐地都来找他拜托。

一开始来大陆,刘德文没有手机、没有网络,坐绿皮火车,手里仅有老兵留下的地址。

为了找老兵的墓地,刘德文曾经从山上滚下来,摔断两根肋骨,住院八天,然而一个月后出院,他又带着14岁的儿子踏上旅程。

为节省时间,刘德文有时一次会背两位、三位老兵,住最低档的宾馆,甚至睡过屋檐下,睡过车站,也睡过酒店大堂。大陆南北气候差异很大,有时前半月还在东北,后半月就去了广东,从台湾来的刘德文没有御寒的衣物,回台后能病好几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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几乎所有的差旅费用,甚至包括骨灰坛和墓地,都由刘德文自己承担,因为相当一部分老兵家属都是贫困家庭。对此,坚持了十几年的刘德文有自己的信仰:“欢喜做,甘愿受”。

有一次,刘德文接到一位籍贯是四川绵阳北川的老兵,送到当地却没能找到老兵母亲的墓地,因为2008年的汶川地震引发了剧烈的地貌变动,墓址无存。刘德文出钱3万,在当地置办了一块墓地,付了20年的管理费,将老兵下葬。

在四川,刘德文还见到了汶川博物馆馆长、致力于收集抗战文物的樊建川。前者是“国军”中尉排长,后者是解放军上尉连长,两人互相敬了一个礼。

16年过去,这个两鬓露白,年过半百的汉子已经去过大陆二十多个省份,去得最多的是山东,其次是江苏、四川、山西。

自开放探亲40多年后,在台老兵逐渐凋零。自21世纪之初至今,刘德文所服务的社区,老兵人数从1800人骤降到了50多人,而且以90岁以上居多,独身住宿舍。

一开始是社区的老兵来委托,经媒体报道出去之后,就开始有大陆人来信,求助他寻找亲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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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年,李荣华的家人联系上了刘德文,能给到的所有信息,就只有“李荣华”三个字,而台湾光是叫“李荣华”的老兵,就有100多个。

刘德文像之前历次寻亲一样,走访台湾的寺庙、土葬区、灵骨塔,核对一个个家属已记忆模糊的地址、祖籍、职务甚至姓名。每次寻人,他都不得不重复这样的过程,连远在台北管理户籍的公务员都记住了他的脸。

有一次,刘德文寻找一位山东籍的老兵,大陆来了老兵的孙子帮忙。望着眼前杂草丛生的乱坟岗,老兵孙子失去了信心,“里长别找了,看来我爷爷注定要待在台湾”。

刘德文不肯,“我都没有放弃,你为什么要放弃?”

一个月后,老兵的坟找着了。

这次,为帮助李荣华回家,刘德文一共6次往返于台北和高雄。终于在台北的军人公墓,找到了李荣华的墓碑,“比中了大奖还高兴”。

公墓位于台北郊外的一座山顶上,葬着大批有名有姓的“国军将士”,墓穴修得坚固异常。刘德文自掏腰包,请了台北熟练的师傅,开墓起棺,火化取灰。

任何人在一生中,都不愿多次惠顾丧葬用品店,但刘德文是个例外。买骨灰罐的老板看到刘德文又来,好心建议他买个便宜的材质,毕竟往后还要继续行善。但刘德文还是拿出3万新台币,选了汉白玉的那款。

刘德文知道,这些“国军”老兵大多是农村出身,虽然被台湾当局冠以“荣民”的称号,其实很多只有微薄的积蓄。他把送老兵返乡视作积德,并不求回报,“心作良田百世耕”。

家人一度不理解为何刘德文总要往大陆跑,还总是自己掏钱,搞得家庭生活有些拮据。还在上学的儿子问妈妈,爸爸是不是在大陆有了别的女人——多年后,刘德文的妻子笑着回忆这些细节。而刘德文本省籍的父母知情后,二话不说塞给儿子20万贴补家用。

“长者”入坛后,刘德文给它包上红色的绸布,装进红色的书包,书包要背在身前,寓意“长者先行”;飞机上要多买了一个座位,“不能把长辈当成一件行李”;长途旅行要订旅馆的双人标间,“让老人家睡得安稳”。

机场安检人员已经认识刘德文,挥手放行。

在南京机场,刘德文一出来就被家属们环绕在中央。他捧出坛子,交给泣不成声的李荣华大妹,李荣华的大妹一度要下跪,被刘德文迅速扶住。家属们哭成一片,反复鞠躬致谢,刘德文反过来安慰家属节哀,“回家是一种喜事,大家都要开开心心的”。

稳定好家属情绪,刘德文俯身拍拍罐身,好像在拍一位旅途中睡着的老人家的肩膀,轻唤李荣华的名字:

“李伯伯,我们回家咯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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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孩来了

“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时,两个孩子还可以拥有彼此。”

09:57

二孩来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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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“计划生育”被写入宪法的30多年后,为了促进人口均衡发展,2013年和2016年“单独二孩”和“全面二孩”政策逐一落地。 二孩的父母们成长在“独生子女”的政策环境下,教养二孩如同“摸石头过河”,一路上有各种绕不开的问题。

为了不被辞退,工作到生二胎的前一天

合肥阴雨濛濛,2岁的小女儿还在睡,魏君背起包蹑手蹑脚带上了门。

作为曾经的合肥某中学国际部主任,出国考察是魏君的家常便饭,那段时间她风光无限。

38岁时她高龄怀上二胎,丈夫担忧她的身体状况,她却对能不能保住工作感到恐慌。怀孕七八个月大腹便便时,她才敢和领导商讨工作的后续安排,领导一听她要生二胎,马上开始物色接替人选。

魏君不想放弃,依然挺着大肚去上班。在生产的前一天,她还在学校处理事务。

时隔7年,魏君收获了第二个女儿,全家人都在欣喜,她却陷入产后抑郁,虽然很清楚是激素在作祟,但负面情绪铺天盖地而来,除了给小女儿哺乳,其他一切都无暇顾及。

高龄生产导致小女儿体质极差,如果继续工作,她害怕因为照顾不周,孩子身体会留下后患。

在孩子和事业之间,选择变得艰难起来。

她用“颓废”形容当时的自己:每天盼着太阳快点升起,又盼着太阳快点落下。

终于回到工作岗位后,学校人事部主任却找到魏君,希望她从主任转岗成为普通教师,面对委婉说辞,她只好“主动”递上辞呈。

不甘心地到其它单位应聘,却因为年龄处处碰壁。

雨还在下,魏君来到新的工作单位,却只能挤在桌子拐角处的临时工位上。这是朋友介绍来的新工作,失业几个月后,她从中高层成了普通员工。

二胎来了

从每天给别人安排工作,到自己找活干。除了职位的落差感,年轻同事拼命三郎的架势,也让40岁的她倍感压力,她不得不承认自己已经无法达到之前的工作状态,甚至有段时间很后悔生二胎。

她不曾想过要当全职妈妈,养育两个孩子带来的经济压力让丈夫越来越难以负荷。虽然身居低位,但魏君相信新工作至少可以帮助丈夫减轻家庭的日常开销,也不会脱离社会,与丈夫脱节。

二胎来了

同魏君一样,面临职场危机的二孩母亲不在少数,她们前后需要两次共计196天的产假,相当于半年以上的断岗期,这对在面试环节就要询问女性婚育状况的用人单位来说,无疑是最想规避的状况。

25岁到45岁的女性担负着挽救低生育率的社会职责,但此时的她们也处在职业发展的黄金期。

相比男性升职看业绩,女性则首先要考虑:“生”还是“升”。尤其“全面二孩”政策的实行,让她们在生育数量上有了新的选择,“生”和“升”的冲突更为激烈。而对用人单位而言,“已婚已育”的应聘条件也不再有保障,因为“已育”的女员工还可能会继续生二胎。

即使在产期后,在《劳动法》的保护下重回职场,二孩妈妈除了要在上班时摸爬滚打,下了班也要在家庭生活中承担起照顾两个孩子的重任,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孩子身上,这常常被认为会拖累工作业绩。

即使《劳动法》《就业促进法》《妇女权益保障法》《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试行办法》等都规定了反对就业歧视和保护女性生育权利,也无法杜绝用人单位的各种显性隐性操作,像魏君一样,被以“照顾”之名进行边缘化调岗,也是不无可能。

二胎来了

叶片上的最后一滴雨水滑落,推门进家的魏君从婆婆怀里把二宝抱过来,亲了亲她的脸颊。孩子每天的进步都给她带来惊喜。她想“明白了”,即使没有二胎,工作也会出现变动,调整自己的心态也许才是唯一正解。

在生老病死的未来,孩子能有抱头痛哭的手足

梁晓韵和丈夫都是独生子女。

4年前怀上二胎时,正是晓韵最痛苦的时候。

那时父亲被查出癌症,正在医院接受化疗折磨,她无法到病房里探望父亲,只能挺着孕肚牵着大儿子,与楼下拖着病体在等待的父亲见面。

即使生了二胎,晓韵也只能下班后再赶去医院探望父亲,之后再急匆匆赶回家里照顾两个儿子。对于这段分身乏术的经历,晓韵始终耿耿于怀,哽咽着说即使上天再给她一次机会,她也无法在父亲和孩子间做出正确的抉择,除了责怪自己,她没有别的办法。

二胎来了

之后的2年,父亲病情恶化,各种病情通知书都需要家属确认。签字事关性命,母亲精神崩溃,丈夫不是直系亲属,所有的压力都一股脑地倒在了晓韵身上。

她签了字,却依然没能阻止父亲离开。

二胎来了

于是,她希望在生老病死的未来,自己的两个孩子不再承受独生子女失去至亲的痛苦和压力,可以有商有量,即使做出了错误的决定,两个兄弟也可以共同承受这个错误带来的后果,一起抱头痛哭。

和晓韵家一样,许多家庭成为了放开二孩政策后,首批从“4-2-1”转型成为“4-2-2”模式的家庭。作为上有四老下有两小的中间力量,他们减轻了未来二孩将要承受的赡养压力,把压力转嫁到了自己身上,承受着比“4-2-1”模式更大的养育和养老压力。

父亲病重时,晓韵的小儿子呱呱坠地。如今他马上4岁了,但语言和学习能力却跟不上同龄孩子。究其原因,除了照顾父亲占据了时间,夫妇两人也不知道如何平均分配给两个儿子的时间。

二胎来了

大儿子小时候被众星捧月,百分之百占据全家资源,一家人陪他聊天、游戏,周末还一起去公园。但自从有了小儿子,这种资源分配突然拮据起来,让晓韵对小儿子心有愧疚。

晓韵和丈夫都是独自长大,在养育两个孩子上是真正的“两眼一摸黑”,但他们愿意下功夫钻研,比如在弟弟刚刚出生时,以弟弟名义送给哥哥一份礼物,让哥哥愉快地接受弟弟的到来;在两兄弟急眼时,尽量做到公平处理,一起惩罚一起表扬,玩具也一定是人手一份,不偏不倚。

二孩来了

尽管为了玩具大打出手已是家常便饭,但晓韵相信独生子女的“自私”和“冷漠”,不会出现在两兄弟身上,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,性格会慢慢得到完善,学会争取,学会妥协,学会分享,相爱相杀。

然后当自己和丈夫离开这个世界时,他们还拥有彼此。

用两个孩子,我绑住了母亲的晚年

刘畅给自己的小儿子取名“突突”,原因是这个二胎来得太过突然。

夫妻两人来自河南,在广州学习、工作、定居,已经10年时间。刘畅是硕士出身,不想因为照顾孩子放弃20多年来的努力,可外面找来的保姆又让人放心不下,于是只好请婆婆南下照顾自己大女儿。

婆婆包办了孩子3年来的吃喝拉撒,过程十分吃力,突如其来的二胎如同雪上加霜。

二胎生不生,生了谁来带,让刘畅纠结了很久。在她看来,二胎的到来并不像一胎那样令人欣喜。直到婆婆点头,刘畅才壮起胆子生下了突突。

谁料婆婆因为年事已高,心脏出现不适而病倒,于是刘畅大病初愈的母亲接过了照顾两个孩子的重担。

如今突突已经2岁,刘畅母亲和还未退休的老伴也分居了整整2年,离了自己的老伴虽然能吃能睡,但高血压的病史还是让刘畅母亲十分挂念。为了让女儿放心,她安慰自己和女儿,分居让老两口“距离产生美”。

2年里刘母学会了广式煲汤,在广州蒸笼般的天气里,来自北方的她不厌其烦地天天跑蔬果超市,变着花样给孩子做饭;孩子体力旺盛,她竭尽全力陪孩子玩闹,累到和眼皮打架,也丝毫不敢放松警惕。

原本应该在空调房玩手机的母亲,却被自己的两个孩子捆绑了晚年生活,重新适应陌生的城市生活节奏,甚至在照顾孩子的同时照顾了一整家人,刘畅觉得自己作为女儿很是亏欠。

二胎来了

因为心疼母亲,刘畅多次表示要支付生活费,但刘母从不接受。刘畅只好和丈夫尽可能分担家务,还想把没有反抗意识的突突送去幼儿园,好减轻母亲的负担,至少给她争取每天几小时的个人空间。但母亲听说1个月要花5000元的托幼费,立刻拦了下来。

托育难,是如今二孩家庭普遍面临的问题。

在计划经济时代,托儿机构曾是中国企事业单位的标配,但随着企事业改制,和独生子女政策导致的新生儿数量锐减,3岁以下托儿机构逐渐退出日常生活。托儿服务供给侧的长时间缺位,社会托儿所收费奇高,保姆市场混乱,使得祖辈成了看护主力。

在中国传统家庭文化中,祖辈照料孙辈是多数家庭的选择,但照顾一胎后是否还愿意继续照顾二胎,直接影响年轻一代的再生育决策。刘畅敢生二胎,得益于母亲的支持。母亲甚至愿意随迁到一座完全陌生的城市,化成一只“候鸟”来照料外孙们。

同刘畅母亲一样,老人们在看护两个孩子的过程中,常常面临许多问题:照料一胎时往往年过半百,二胎出生时年事更高,同时照顾两个孩子耗费更多的体力和精力,尤其像刘畅母亲一样的“候鸟老人”,一旦出现病痛,异地医保也十分棘手。

此外,由于过时的教育观念,缺乏二孩的教养经验,老人们在孩子的饮食作息和性格培养方面,常常得不到年轻子女的认同。

二胎来了

因为外孙女是婆家带大的,外孙子是刘畅母亲自己带大的,每当两个孩子出现纷争时,刘畅母亲难免拉偏架,让5岁的姐姐让着2岁的弟弟。姐姐当然不服气,哭喊“再也不喜欢姥姥了”。

刘畅和母亲反复讲,二孩和独生子女的教育方式不同。但母亲年纪大了,习惯难改。每当母亲夸奖小外孙时,一旁的刘畅只好自己补上一句“姐姐也很棒”。

老人离开生活一辈子的故土,随儿女来到新城市生活,失去家庭主导权,脱离了原有朋友圈,文化生活也变得匮乏。

为了让母亲体会到生活的愉快,刘畅常带她出门旅游,置办新衣,鼓励她参与小区合唱团,让母亲在带孩子之余也能颐养天年。

二胎来了

刘畅母亲把带孩子当持久战来打,粗略一算,这一仗她要打10年。

每当看到母亲带着一双外孙,刘畅仿佛看到母亲带着小时候的自己。她甚至在考虑,在不远的未来,等女儿和儿子分别长大、结婚生子,自己要如何给他俩带孩子。

二胎来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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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生老康

“高考不会放弃,我要考到进骨灰盒为止。”

07:25

考生老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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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1978年到2019年,康连喜一共参加了19次高考。最好成绩是2009年的303分。他说,自己最擅长的科目是语文,有一次高考语文曾得过90多分。高考屡屡改变,而他一直在落榜。很多人当他是个笑话,他不乐意听。“除了高考,我什么也没有。”

康连喜打小就是老师眼里的尖子生,有前途的那种。

村里没人不承认,康家老三是块读书的料。

他常讲,自己不到10岁的时候,就发现“腰长为1的等腰直角三角形的斜边无法用分数表达”,也就是发现了无理数,那时学校还没有教。

康父是文盲,在那个农民政治地位极高的50年代,很早就给孩子灌输了“农民没希望”、“读书改变命运”的想法。康家大哥念过私塾,是村里受敬重的文化人;二哥念到了高中,摆脱了农民的身份,当上了城里人。

在康连喜的心里,复制兄长的路径就能改变命运,就像解几何题,是“同理可证”的事。凭着这个信念,他一路成绩优异。读到初二时掏不起学费,老师们也愿意主动资助。

60年后的康连喜,极其怀念这段“最快乐、最骄傲”的时光。

考生老康

“人和人是不一样的”

1966年,康连喜刚好读完初中,打算继续向上考。

当年6月13日,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通知,决定1966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。6月18日,人民日报社论“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”,中断了高考制度。

从此中国的大学十多年内无法正常招生,而在校的中小学生也失去了继续就学的必要。康连喜不懂形势骤变的内情,只是纳闷,自己成绩不错,怎么就不让读了?

失学后,康连喜成了村民口中“格格不入”、“特别古怪”的人。

他不爱搭理人,不跟人说话,“耍清高”,不参加生产队的劳动,不碰女人用过的农具,不参加串联游行批斗。在“知识越多越反动”的气氛下,自诩文化人的他,成了村里的落后分子。

康连喜宁愿捡破烂、做瓦匠、当力工,也不肯耕种门口的土地。他选择了一种更艰困的生活,和身边的人划清界限,竭力回避身上“农民”的标签。

在那十年里,他印象最深的,是批判“天才论”。

“天才论”提出于1970年,本是献给领袖的誉美之词。然而第二年,一架飞机坠毁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温都尔汗,“天才论”随即成了死者叛变革命的罪证——这些背景康连喜不清楚,他心里的天才和牛顿、高斯、爱因斯坦划等号,不可批判。

“人和人是不一样的”,他连说两句,像是说给自己听。

考生老康

“祖国在期待你们”

1973年,邓小平复出,中国尝试恢复高考。但高考过程中,出现张铁生白卷事件,“四人帮”将其宣传为“白卷英雄”,对高考展开阶级批判,使各高校只敢录取低分考生,高考随即再次中止。

1977年,邓小平再次复出,高考再次恢复。

邓《尊重知识,尊重人才》的讲话,让当年冬天一场改变历史的考试由模糊变清晰,之后的人们称它是个人和民族的“诺曼底登陆”,是“中国青年的复活节”。

恢复高考引发了全社会的读书热,很多青年人的求知欲、读书欲被唤醒,被激活。远在1200公里外的上海,一大清早图书馆还没开门,青年人就已经排起了长队,开馆后人潮汹涌,玻璃门被挤得粉碎。

1977年的高考,实际上是从66级到77级,共12个年级的中学生一起竞争。当时还允许部分78届优秀高中生提前参加高考,实际上有13个年级的人才一同走入考场。考场上的标语写着“青年们要充分认识自己所负的重任。祖国在期待你们,人民在期待你们,革命在期待你们”——参与高考与其说是权利,更像是义务。

集聚13届的考生、荒废10年的学业、1个多月的备考时间,想要脱颖而出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。而能脱颖而出的,通常是本来就热爱读书之人,笃信知识改变命运。这在头几届考生中,表现得尤为明显。

77级和78级的两届考生,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,在之后的几年中,迅速填补了百废待兴时巨大的需才空缺,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,诞生了许多政界、学界、商界的领军人物,彻底地改变了自己,乃至中国的命运。因这两届学生成功率之高,被民间戏称为“金77,银78”。外交部长王毅、导演张艺谋、作家刘震云等人,均出自这两届。

但在距离首都600多公里的辽宁阜新农村,由于环境闭塞,30岁的康连喜直到高考恢复的第二年后才听到消息。

考生老康

“晚生30年,我不会是现在的我”

1978年,初中没毕业的康连喜第一次参加高考,以183分落榜。

他没当回事,想着大不了下次再考。

谁料下一年的高考就出了新规,限制考生年龄,不许25周岁以上的考生报考,且必须未婚——康连喜当年31岁。

据学者介绍,70年代末的高考限制年龄,是因为高考在当时被视为一种政策手段,服务于国家的整体战略,目的是“培养当打之年的国家干部”。直到2001年,社会才意识到接受高等教育是一项基本的人权,对每个公民来说应该是平等的,取消了高考对考生年龄、婚否的限制。

过去的年代,政策上几个字的改动,往往导致人们的命运发生明显分化。落在老百姓的嘴里,总是轻描淡写的四个字——“被耽误了”。

经过10年的暗淡岁月,仿佛在山洞中看到曙光的康连喜,再次被按回了“农民”阶层。

考生老康

2001年之后,高考放开限制,而康连喜却已成了“老康”。他接连又考了18次,年年不缺席。最高的一次是303分,被阜新市一所大专的园林专业录取。但老康心气高,看不上,他最喜欢的还是理工科,最想去的大学是中国科技大学。

之后参加高考,他都提前交卷,自知常年拾荒,身上有异味,不想影响其他人;不会的题就空着这不做,英语交白卷,语文作文不写,“不能欺骗国家”。

对老康而言,高考是一个仪式,以证明自己尚在“知识阶层”。他的整个后半生,只是在救赎年轻时的自己。这样做毫无意义,但停不下来。他需要借助高考不停地提醒自己,命运还没有终结,人生还能翻盘,如同老去的西西弗斯。

近几年的高考中,媒体逐渐参与进来,标题总是“XX岁老人参加第XX次高考”,让老康越来越像一个奇观,年年被人围观消遣,没人在意这个佝偻的老头,一生有着怎样的底色。

“我认命”

门外躺着一截风化裂开的树干,72岁的康连喜掰下一块,送回屋内给灶台添火,瞅着火力有式微的迹象,就出来再掰一块,一次也不肯多拿。

老康一天只生一次火,生火只为做饭,不能不吃,也不肯多吃。

从门口到灶台是九步,从灶台到门口还是九步。为了节省燃料和食物,连做饭这种寻常事,老康也要比一般人走更远的路。

考生老康

他的帕金森越来越严重,严重到连饭都端不住。有记者到西瓦村采访拍摄,他一切配合,唯独吃饭时不许有人进屋。

他每个月有300元低保,定期上街买旧报,爱看《中国青年报》、《参考消息》和本地的《阜新日报》。因为帕金森,双手不受控制,阅读时就像拷打报纸,字仿佛要被吓得抖下来。长期反复地浏览旧闻,他总结出一条理论:报纸上的东西,只有1/3是真的。

“政治是暂时的,方程是永久的”,老康边看边说。

逢每周一、三、五出门拾荒,老康总会在上午10点左右,路过阜新实验中学的大门。他从自行车上翻下,趴在电子门上,两眼直勾勾地看里面的学生做操。有学生跟他打招呼,老康立刻挥手回应。

考生老康

考生老康

2018年,老康开始信佛,既不放弃“知识改变命运”,又相信“人各有命”,头脑中逐渐开始包容两种完全矛盾的思想。

2019年,老康认命,明年不考了,要听政府的话,拆掉在西瓦村住了几十年的老屋,搬去养老院,在那里度过晚年。住养老院不必隔三差五去城里拾荒,冬天还有暖气,雨天屋子不漏,生病有人照料,但老康心里并不情愿,担心失去自由。

回顾一生,老康说没有遗憾。但要问19次高考哪次最有希望,他说不是最高303分那次,而是1978年。如果能穿越时光,他想敲醒年轻的自己:这是你这辈子唯一的机会。

每个人在这世间,就像八百罗汉,各有各的位置。你实在不能像对待桌上的尘土一样,随手就拿抹布抹掉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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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这一代

“知青是我们这代人共同的命运。”

08:16

我们这一代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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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上海市知青博物馆,这十年的记忆被铭刻在一些细碎的物件里:知青集体乘车证、打满了补丁的衣服、劳动时使用过的工具……作为博物馆的建馆顾问,叶辛的知青记忆在博物馆二楼专辟了一小间展览,希望尽量记下知青们“不同角度的人生况味”。

“美丽的西双版纳,留不住我的爸爸,上海那么大,有没有我的家?爸爸一个家,妈妈一个家,剩下我自己,好像是多余的……”这首熟悉的歌曲将记忆带回二十多年前万人空巷的电视剧《孽债》,剧中返城知青留在农村的孩子到上海寻亲的故事打动了全国观众,也让原著作者叶辛为读者熟知。

叶辛是知青作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位,他的作品深入刻画了一代“上山下乡人”几十年的人生轨迹。从1977年发表处女座《高高的苗岭》算起,四十多年笔耕不辍,创作了许多记忆时代却又感动时代的优秀作品。

40多年来,叶辛已经出版了50多本书。这些书无论是儿童文学题材、农村少数民族题材还是知青题材,都多多少少和叶辛的知青生涯有关。

如今担任中国作协副主席的叶辛仍笔耕不辍,7月24日,叶辛新作《五姐妹》已经出版,是又一部与知青有关的小说。叶辛说,知青生活是永远的创作源泉,还有很多故事可以讲。

我们这一代

1969年3月31日,叶辛和他的同学们坐上火车离开上海,被送到遥远的贵州农村插队落户。

1979年10月31日,叶辛离开插队的贵州修文县砂锅寨,调到贵州省作协工作,成为了一名作家,领到了第一份工资,那一年,他三十岁了。

整整在农村插队10年7个月的时间,叶辛说,插队的生活是漫长的,相当难熬。也是短暂的,仿佛一眨眼就过去。这十年深深影响了叶辛以后的人生,直到50年后,叶辛仍在书写那段岁月的故事。

在上海市知青博物馆,这十年的记忆被铭刻在一些细碎的物件里:知青集体乘车证、下乡乘坐的绿皮火车、劳动时使用过的农具……作为博物馆的建馆顾问,叶辛的知青记忆在博物馆二楼专辟了一小间展览,希望尽量记下知青们“不同角度的人生况味”,无论它们“是彩色还是黑白”。

他们这一代“共和国同龄人”,在他们的青春时代,全部卷入了上山下乡的浪潮,从起初下乡时的虔诚、狂热,甚至盲目,到之后的困惑与迷茫,再到之后的振作,他们比常人更加坚韧地经历着生活的真实与严酷。

叶辛是他的笔名,就是为了纪念那时的艰辛。

我们这一代

以下为叶辛的自述:

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件事,是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,中国城乡发生的一件大事。2000万知青上山下乡,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,奔赴广阔的天地,到农村去、到边疆去,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接受再教育,毛主席还说很有必要,他还要求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都让自己的孩子去,要求各地的农村同志欢迎他们去。

在他的号召之下,2000万知青上山下乡,2000万知识青年中的1700万是离开他生活的本乡本土去插队落户,我们今天所有的书本上所说知识青年,指的就是这一代人。

毛主席的号召是1968年发出的,到2018年,正好50周年,半个世纪,到今天已经是51周年。

知青经历的三个思想转变

1969年3月31日我们离开上海,4月4号才到贵州修文县砂锅寨。老乡叫我们休息,不要马上劳动,现在也是农闲季节。但是我们要投身革命,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,要参加三大革命运动。不劳动,我们就每人提了一桶石灰到山坡上去写大幅标语,表示我们的决心。

有的人写“万物生长靠太阳”,有的人写口号,我也写了两句,一句写在田坎上“重新安排修文河山”,另一句我说这次要把字写大点,就找了一把锄头,写“不到长城非好汉”,每一个字都比我人还高,远远看到很有气势。

我为什么讲这样一个细节,我说老实话,我不怎么说很慷慨激昂的口号。但这两句话能够体现我的心情,也表示我的心情是虔诚的,还有点狂热的,“重新安排修文河山”,实际上这个小细节体现了整整一代知识青年下乡时共同的思想特征。

知识青年上山下乡,十年间经历了三次思想历程转变。

第一次是每一个知识青年,哪怕初下乡有点情绪,也都是很虔诚的,就觉得我们应该到农村去劳动,应该跟贫下中农一起滚一身泥巴,是虔诚的,热情的,盲目的,也蛮狂热的。

我们这一代

接下来一个适应阶段,就体会到比较严酷的生活,我们看见农村真的贫困,看见老乡衣服烂的、脚破的,一般学生到了冬天都是光着脚板的时候,严酷的生活现实考验着我们。

面对这样的生活现实,我们困惑、迷茫,不知道如何,大家都觉得这个日子不好过,才发生了偷鸡摸狗、坐车不掏钱的事情,才发生乱谈恋爱所有这些事情。

但是到了第三个阶段,知识青年在天天和老乡一起生活的过程当中,感受着祖国的农村。你再到人家的田里去,偷人家的饭吃,你下不了手。

农民是用自己一年四季的劳动换来的伙食,这个良知就被唤醒了。在劳动中,我们慢慢去掉了城市小青年的五谷不分、肩不能扛、手不能提,也变得勤劳起来了。

一个艰难的抉择

我们劳动的时候,喊得口号是“扎根农村一辈子,志在全球都红遍”。

我当时想,今后如果一辈子生活在砂锅寨,怎么活下去,怎么也去修一栋小房子,然后娶一个农村姑娘。

我要一个人在这待下来,又操心我妹妹怎么办,我妹妹跟我一起插队,她能不能在这里生活下来?

后来,毛主席批示,家里有两个知青上山下乡的可以回去一个,上海落实毛主席指示,居委会就跟我妈妈说了,你家两个去贵州,回来一个,决定一下叫谁回来,我们给他上户口。

我妈妈是小学教员,考虑再三,说你是我儿子,还是你回来吧。

我最后还是让妹妹回去,为什么呢?我想,妹妹长大了二十几岁她要嫁人,在农村她能嫁给什么人。她当然心底是想回去的,回去前小女孩高兴得不得了。

我妻子当年都不理解,我说妹妹比我小三岁,叫她一个人在贵州怎么行?我还有些基本觉悟,我是中学毕业生,但是读书了,读书以后处理事情是要到位的。

写作源于对知青生活的亲历

我在农村的时候,他们说我身体弱、瘦兮兮的,不要去劳动,叫我放牛,我跟着去放过一个星期的牛,蛮舒服的,但是叫我一年到头都放牛,太孤独了。

生产队有一百多头牛,我坐在山上,没有人对话,就躺在草坡上,望着蓝天白云,想想书里的情节,就会想人为什么活到人世间来讨这份生活?

面对现实的无奈,我挤一切空余时间练笔。清晨,搬条板凳,带块搓衣板,坐在后屋檐下,把搓衣板搁在膝盖上写;夜里,伙伴们睡了,我以床铺当桌子,点起小油灯写。油灯摇曳的火焰,把我的蚊帐熏得漆黑……下雨天不出工,知青们聚在一块儿,抽烟、喝酒、发牢骚、打牌、吹牛消磨时间,我却找一个安静处去写。

就是从那样的岁月里开始,我逐渐找到属于我的生活。我的人生之路,就要这样一步一步走出来。我不能求任何人,我点着煤油灯,在山乡的茅草屋里开始写作。

后来在那块土地上,成为了一个作家。

我们这一代

知青生活见证中国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

当年我们下乡走进土地,跟着老乡一起劳动,拿着锄头挖地,拿着戽斗戽水,干旱的时候踩着龙骨水车,所有这种生活方式、劳动方式,跟中国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一脉相承。我为什么要讲这一点呢?因为人民公社时代兴修水利就是生产队的青壮劳动力结合,全部都是千军万马齐上阵。

这个跟古代服役,召集起民工服徭役是一回事。中国古代万里长城是这么修起来的,大运河是这么挖出来,在我插队的修文县有个岩鹰水库,现在已经变成一个旅游景点,是这么修起来的。无意当中,我们这一代人亲眼目睹了5000年农耕文明延续下来的这样一种生活方式、劳动方式。

再比如推磨碾米,500年前这么干,2000年前的农民也这么干。我们参与这样的劳动,但是这样的劳动方式现在没有了。

难以忘却的知青记忆

今天我们谈上山下乡知青,其实所有的知青自觉或不自觉的都感受到,劳动苦啊,但他对土地有感情,这是什么感情?人和土地的感情,人和家乡的感情,人和祖国的感情。

所以尽管当年很多知青都离开,回到城市来,为什么最后又要回来,回来就是要看看,曾经淌过汗的地方,曾经劳动过的地方,曾经一起烤过苞谷吃的地方。

《孽债》、《蹉跎岁月》我写的是知识青年的故事,但是透过这些故事体现的是一代知识青年的思想历程。我们这一代走过的是一条“之”字型的路。后来为什么知青一代人出现了那么多科学家和省部级干部,因为他们从乡下返城后,很自觉的把自己的生命和追求投身在祖国的需求当中。

你只有站得更高,站在时代和社会的高度来看待过去的事,回到当时的历史,当时的文革背景上面再来看,那么你会对这段岁月作出一种心平气和、实事求是的评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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风口浮沉

“告别安逸,一切才刚刚开始。”

06:23

风口浮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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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新华社到央视网,从央视网到自己创业,而立之年的仇晟告别体制内的安逸,踏上创业的征程。创业伊始的他,踩过不少坑,这些坑给他带来的不仅仅是教训,还有对商业价值的思考。

创业,这个词语在许多人口中已经显得如此平常,它不仅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中,也在咖啡馆嘈杂的交谈中频繁出现。

从2015年开始,这场创业潮来势如此凶猛,根据清华大学发布的《全球创业观察(GEM)2017/2018中国报告》指出,中国已是全球创业活跃度最高的国家之一,也是继美国之后的全球第二大创业投资集中地。据官方统计,2018年全国新登记企业增长10.3%,平均每天新设1.84万户。

进入2019年,随着共享单车等一批明星创业公司陷入困境,市场普遍认为,技术发展缓慢,市场资金紧缩,移动互联网创业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。

改革开放40年来,创业者从个体户到合伙人,从小商贩到创客,几经迭代。潮起潮落,创业浪潮一波接着一波。时代在变,创业者在风口浮沉,逐梦的初心始终未变。

前三次创业潮:个体户、下海潮、互联网

改革开放以来,中国曾掀起过四次创业潮。1979年到1989年是第一波创业潮——个体户爆发时期。

文革结束后,800万知青返城,许多人偷偷地摆摊,从事理发、修鞋、磨刀、卖菜维持生计。为解决这些人的就业问题,政策开始逐步松绑,“个体户”这个称呼应运而生。

风口浮沉

1982年温州章华妹领到全国第一份个体工商业营业执照,到1999年全国各地的个体户数量达到最高峰的3160万户。

第二次创业潮发生在1992至1997年,被称为“下海潮”。下海,意指抛弃“铁饭碗”,放弃原来的工作去创业。

1992年,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为进一步改革打开了局面。市场经济迅速席卷全国,其中最为典型的是“国企员工下海”。大批在政府机构、科研院所的知识分子受南巡讲话的影响,纷纷主动下海创业,形成了以陈东升、田源、冯仑、王功权、潘石屹等为代表的企业家。

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后来公布的数据显示,1992年辞职下海者超过12万人,停薪留职、兼职的人超过1000万人。

第三次创业潮发生在互联网初期,1997年是中国的互联网元年。1998年美国麻省理工博士毕业的张朝阳在内地“克隆”了雅虎,推出中文网站“搜狐”。同年,26岁的丁磊开发了中国第一个全中文免费电子邮件系统——彩神8快3-彩神8快3官方邮箱。之后众多互联网企业都是在这个时期成立的,并迅速崛起,成为新兴经济的代表,也奠定了当下的互联网格局。

第四次创业潮是如何兴起的?

而第四波创业热潮基于两方面的推动,其一是移动互联网的时代机遇,另一方面来自政策鼓励。

2012年,伴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,兴起了移动互联网的创业热潮。据统计,2012年6月底,手机网民达3.88亿,手机首次超越台式电脑成为最大的上网终端。至2018年底,全国网民规模8.29亿,手机上网用户已达到8.17亿。几乎是全民用手机上网的时代。

从移动互联网初期争夺流量入口的”扫码大战”到创业者走向线下,共享单车、新型便利店、无人货架等商业模式创新层出不穷。利用互联网的思维、工具去改造传统产业,线上线下深度融合,成为创业的一时之选。

戴威,1991年出生。2014年在北大读硕士期间和朋友共同创业做起了全国第一家共享单车——ofo小黄车,致力于解决城市“最后一公里”的出行问题。

2016年1月,接受了巨额投资的ofo小黄车在全国攻城略地,连带着创造了共享单车的风口。

然而,2017年9月以来,70多家共享单车平台中有34家倒闭,每个平台都有数十万乃至数千万用户,超过10亿元的押金难以退还。作为当年引领风潮的ofo小黄车也已自身难保,在破产边缘徘徊。

风口浮沉

如今,“大众创业、万众创新”已走入第5个年头。5年间,创业风口以惊人的速度变化着,从O2O到共享经济,再到虚拟现实技术,再到新零售时代,风口上的“猪”纷纷坠落,上一波被追捧的明星创业公司这一波可能就要被千夫所指。

告别安逸,踏上创业之路

与获得巨额融资的明星创业不同,仇晟是数百万草根创业者之一,自2016年创业至今已经3年,公司仍未有稳定的盈利模式。

仇晟有着漂亮的履历,曾就职于新华社和央视,但工作近8年之后,仇晟看着创业浪潮风起云涌,看着扎堆的创业公司,索性投身创投大军。

起初仇晟涉足旅游产业,但很快公司便遭遇滑铁卢。这让他认识到创业的艰辛,也让他认识到不能把自己的爱好当做创业,而要看市场的需求是什么。

在此之后,他开始将公司业务转向做视频。这项业务的实质是为创业公司拍路演视频。视频是仇晟的老本行,做起来得心应手,创业公司的需求也络绎不绝,这让公司进入了短暂的稳定期。

仇晟的公司在北京东北角的一座企业孵化器里,这里的公司往往很小,一张8人的长桌,可能就有4、5家公司。一个工位每月租金1800元,座位易主快是常有的景象。上个月旁边还是十几人的团队,“数据、融资都不错”,到第二天就只有一个人坐在那儿,再过两天东西都收走了。这样的公司在孵化园有三十多家。

摄制组找到仇晟时,他的公司可能要再次转变方向。而他的境况代表着草根创业者中的大多数。

仇晟的路演活动已经举办了几十期,项目看上去都不错,但有融资的并不多。现在,他正在考虑转换服务模式,为创业者和投资人搭建好桥梁,具体模式还在试错中。

上次转变公司业务,仇晟花费了仇晟很长时间。有一次他让一名性格内向的员工,多兼任一个岗位,他刚说出这个想法,员工就不干了,转身就走。

融资是仇晟最大的担忧,有可能三个月以后没钱发工资,就得卖车了。

仇晟把身边创业者融到的资称为“小钱”。有人靠众筹,5名股东每人凑20万,最多融上百万。而他的公司靠一笔50万的投资及部分业务收入,从16年支撑至今。

也有从未融到过钱的公司,前一天老板还在跟仇晟讲自己有个好合作,肯定能成。第二天,他就告诉仇晟,干不下去了,要回老家去。

资本从来不是雪中送炭,只会锦上添花。从2015年掀起创业潮,那时是创业的春天的话,现在,毫无疑问就是的寒冬。

仇晟现在已经不多考虑融资的事情,而是想着尽量靠自有资金怎么生存下去,他说,“过往大家都依靠融资活下去的惯性思维,只会让项目死得更快”。

对于未来的创业浪潮,原KPCB基金合伙人周炜认为,中国现在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,我们还有巨大的海外市场,“这是之前的创业前辈没有的机会,这个时机仍然是激动人心的,要坚持你要相信的东西,不是去考虑今天是夏天还是冬天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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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山里的呼唤

“我不能带起所有的孩子,但最起码先带起一拨孩子。”

08:23

大山里的呼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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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农村,父母充分的理由把孩子留在家中: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、远离家乡没有稳定就业,还有户籍制度对就学的限制。脱贫政策让农村的硬体焕然一新,但孩子的心灵,却面临着比贫穷更可怕的困境。

这是田银伟支教的第二年。

有一天,她把几个孩子叫到一起,问他们最喜欢的人是谁,孩子异口同声地说“田老师”,但当问起最讨厌的人是谁时,他们说是“爸爸妈妈”。

根据2013年的数据,中国有6102万留守儿童,约占全国儿童总数的1/5,中国总人口的1/25。他们放学回家,眼前只有空荡荡的房间,耳边没有父母的叮嘱,只能缩在黑暗的角落里,睁大眼睛盯着手机,像一只只沉默的木偶。

当贫穷成为过去式,农村的儿童却又步入了新的困境:精神空虚。

无数的偏乡,都静静地发生着类似的故事,广西田阳县的五村镇也不例外。在一位90后的田老师到来之前,这一切就像昼夜更替,雷打不动地循环着。

大山里的呼唤

1

大学毕业那年,田银伟入职一家专业对口的广东医药公司做管培生,工作稳定,待遇不差,领导重视。但一年半后,她决定辞掉这份无忧无虑的白领工作,理由是“不是我想要的”,“人生很失败”。

这个长着娃娃脸,有点婴儿肥,朋友圈里自称吃货的河南女孩,决定参加隔壁广西的百色市田阳县支教项目——百色市下辖9个县,9个全是国家级贫困县,是广西最多——面试通过前,她没把这个决定告诉任何人。对在校大学生来说,支教某种程度上相当于镀金,多则半年,少则一月,而田银伟一去就是两年。

五村镇风景如画,丘陵起伏,植被茂密,镇口水稻田里零星散布着水牛,路边随处可见大个儿野芒果。镇中最大的建筑是五村小学,其次是五村幼儿园。学校实行住宿制,因为家长几乎都在外地打工,远的在广东、福建,近的在田阳县城,周末会回来看孩子。村里几乎都是中老年人,对支教老师很欢迎,买菜还给打折。

校方给支教老师腾出了宿舍,宿舍还有空调,男老师忙前忙后,给新老师们组装家具。校长请他们在学校门口吃了饭,一切都超出预期。

但当田银伟逐渐开始代课,先前积累的好感很快幻灭。

作为班里新来的陌生老师,田银伟本以为会迎来“一双双渴望学习的大眼睛,忽闪忽闪地望着我”,但眼前是一个个冷漠的眼神,从他们的眼睛看不出求知的欲望。

有个孩子跟她请假,“我爷爷死了”。她从孩子的眼神中,看不出有任何悲戚的情绪。“你难道不会难过吗”,田银伟忍不住问,孩子支支吾吾说不出来,哭了。她搞不清楚这到底是悲伤的哭,还是被逼急了的哭。

之后的日子里,田老师记住了更多的孩子。

有的穿黑白相间衣服的孩子,一旦遇到不会做的题,就往桌子底下钻,任谁都拽不出来;穿黄衣服的男孩常常无缘由的暴怒,扔书本,砸桌椅,打同学;穿绿衣服的孩子上课表情呆滞,说什么都没有反应,下课也没有笑容。

田老师不明白,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。

大山里的呼唤

2

由于扶贫政策下乡,贫困地区也开始有了较为完善的硬件设施,逐渐发展起了果园和旅游区,但再好的道路和建筑,也唤不回孩子的父母。

过去的40年中,为了谋求更好的生活,2.6亿农民离开了村庄,来到繁华的城市,形成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移民潮。由于中国至今没有废止户籍制度,农民无法分享所在城市的市民拥有的福利,催生了潮汐般出入城乡的“农民工”群体。父母们希望通过收入丰厚的工作,为家人创造一个美好的未来。但在此之前,他们的孩子要先留在农村,孤独成长,成为媒体报道中的“留守儿童”。

通过家访,田银伟还了解到报道之外的情况。

班里有个女孩,平时不怎么说话,反应也比较迟钝。家访后才得知,她的母亲智力有问题,平时跟孩子缺乏交流,或多或少也阻碍了孩子表达能力的成长。

田老师第一次到她家,女孩躲在角落里,隔着很远,看着老师和母亲说话,一直在笑。老师和妈妈一起下地插秧,女孩跟着老师走进水田,一边看,一边笑,“我从来没见过她笑得那么开心。”

那次家访之后,女孩再来学校就愿意和同学们讲话了,也开始有笑容了。过去连字都不认得,现在可以背下一首诗。

田老师家访的另一个男孩子,家里只有他和爷爷,两人一天说不了3句话。她目睹了男孩一天的食谱:锅里下一块超市里买的素面,水里加点盐,再也没有了。一天只吃一顿,吃完就玩手机,一玩能玩到凌晨一点半。爷爷只会说壮语,根本管不住孩子。

她立刻打电话跟孩子父母沟通,两人借口挣钱不愿返乡,苦劝之下终于承诺回家看看,结果到了那天,老师上门“检查”,发现孩子还是一个人在家。要强的田老师众筹了一笔资金,购置了煮蛋器,每天给男孩煮一个鸡蛋,还跑到家长打工的工地,甚至还当场和孩子父亲发生了争执,换得对方终于松口愿意每周回去一次。

一开始,每个周末放学的时候,男孩父亲都会到校门口接孩子,但一直都站得很远,一等孩子上车坐稳,就启动摩托走人,父子俩一路无话,好像陌生人。

“父母是爱孩子的,但他们不懂如何表达爱,孩子也没有从父母的身上学会表达爱”,田老师认为。之后的一段时间,田老师持续做家访,说服父亲跟孩子多沟通,多聊些学校的事。

某个周末,田老师再见到这对父子,只见父亲站在校门口,等到儿子放学出来,上前一把搂着肩膀,一路上说说笑笑地回家了。

那一刻,田银伟觉得自己做到了。

3

不是所有问题都能靠教育解决的,田银伟力所能及地解决问题,但更多时候感到的是无力感。

她倾注心力最多的一个孩子,父母离异,母亲住在县城,父亲在外地打工。一开始,她要求父亲每周都要回来一次,母亲定期要接孩子去县城住几天,或者打视频电话,以此弥补孩子失去的安全感。之后的半个学期,母亲每次跟孩子打电话都会哭,父亲也开始询问孩子在学校的情况。

但很快,母亲放弃了。她抱怨每次接孩子去县城,孩子只会呆那儿玩手机,怎么都使唤不动。她一看到儿子就生气,再也不接他进城,彻底放弃了做母亲的责任,老师打电话也不接。

而对外地打工的父亲来说,孩子从母亲处缺失的安全感,很难双倍地补偿回来。

无奈之下,田老师只能自己抽时间陪孩子,跟他说话,带他看病,给他喂药,结果导致孩子对老师过度黏腻。她心里矛盾,老师应该是引导者的角色,学生过度粘老师并不正常,可自己毫无办法。

近年来,国内对留守儿童的统计缺失。根据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2013年的数据,我国农村的留守儿童有6102万人,占中国儿童总数的20%以上。而根据2016年的一份官方报告,至少有36万儿童是彻底的独自留守,没有任何家人照料。

在中国城市化的宏伟进程中,至少有1/25的人成了被牺牲的一批。他们或固守乡土,或游离在城乡之间,或流浪在都市的角落,他们自杀、犯罪,被性侵,互相伤害,甚至衍生反社会的倾向。他们的内心严重自卑,又以自我为中心,对父母充满怨恨,但又盲目反抗。

而近年来,随着网贷、P2P、传销、保健品等深入乡村,这批乡村的年轻人以“韭菜”的身份成就了一批城市新贵。2018年10月的“戴桂花”案就是其中极端的一例,丈夫策划假死骗保,不知情的妻子绝望下携儿女自杀。悲剧背后,是花费高昂却治疗无望的疾病、无法还清的网贷和流言的漩涡。

田银伟深知,这些孩子的原生家庭已万难扭转。她能做的,只能是不要让当下的孩子,成为他们父母那样的人,唯如此才能阻断留守儿童的代际传承。

她不确定这样做是否有效,唯一能确定的是,自己会一直做下去。

“无数的人们,无穷的远方,都与我有关。”

大山里的呼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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